何功偉，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區桂花鎮柏墩村，1941年犧牲于恩施。

（上接第4期）

省高的同學們看了貼在建設廳大門口的《鋤奸聲明》，一致鼓掌叫好。

回到學校后，校長向訓育主任了解情況后，便讓文書馬上草擬辭呈，準備引咎辭職。同學們都為何功偉捏了一把汗，認為無論校長去留，他都沒好果子吃。

23日，何功偉又和學生們一起再度在漢口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三鎮學生1萬余人在漢口舉行市民大會。學生代表登臺講演，他們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大聲疾呼，為錦繡江山被斷送、愛國志士被監禁、赤誠學子被鎮壓而痛哭失聲。會后舉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隊伍蜒4華里，10萬市民夾道觀看并參與游行。游行隊伍經過日租界時，廣大學生、市民面對荷槍實彈的日軍水兵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鬼子滾出中國去！”

23日夜晚，省高學校當局向省高學生代表會傳達“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武漢學生運動，并非純粹的學生愛國運動，是打倒政學系、反對政府的運動，是少數激烈分子操縱，尤以省立武昌高中為最！茲著令將何功偉、向仁生、姚樹森、黃壽金（黃文清）、肖同信開除學籍……”接著又說：“老校長（潘龍需）認為你們這幾個學生都是很用功讀書的學生，都是優等生，參加這次學生運動，完全出于愛國心，他已向政府作出保證，請求政府不要開除你們的學籍，但是請你們收斂一些……”何功偉他們當時是相信學校的話，但是依然無法抑制內心對國家民族的憂憤，仍然積極聯絡各個學校代表聯合開展罷課斗爭。

同時，在何功偉等學運領袖的有力領導下，武漢一二·九運動參加的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在全國各大中城市中位于前列。學生的愛國壯舉，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支持和響應。25日，漢口30萬工人電慰學生救國會，表示愿與武漢學生共存亡。漢口郵務工會為支援學生救亡運動，印發了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宣言，表示為了領土完整、民族生存，誓率全省2000郵工奮斗到底。武漢商會、湖北省教育會發表宣言、通電，愿作學生之堅強后盾。武漢大學全體教職員成立“救國會”，致電南京政府，“要求中央嚴令各地軍警當局，不得摧殘愛國運動”。短時間內，以學生運動為前驅，武漢開始出現由各抗日階級、階層組成的“民族革命營壘”。

在這種大背景下，不到一個星期，校長辭呈得到批復。教育廳答復：“際此全國學潮高漲之時，學生過激行動，在所難免，該校長呈請辭職一節，著毋庸議！”這樣，校長既然保住了位置，教育廳又指出了“過激行動”是“在所難免”，所以學校也就沒再找何功偉的麻煩了。

12月25日，在北平和武漢學生運動的影響下，湖北應城西河中學、簡易師范、新蒲女子職業學校等10余所學校1000余名學生舉行集會游行，宣傳抗日救國，遭到反動縣政府保安團開槍鎮壓，造成40余人的流血慘案，武漢報刊披露了應城慘案的真相，應城學生代表也赴武漢報告情況，請求支援。武漢學聯立即召開會議，決定發動41校一致行動，于30日舉行全體總罷課，抗議地方當局的暴行。

12月30日上午，省高等41所院校舉行總罷課，每校派出代表2名，何功偉也作為省高代表，一起到省政府請愿，提出各級政府切實維護愛國運動、懲辦“應城”肇事兇手、派車船讓武漢學生赴應城調查事件真相、慰問受傷學生等4項要求。省政府懾于學生罷課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只好一一應允，答應由省保安處、教育廳、民政廳各派領導1人與學生代表同往應城調查。

1936年1月1日，由何功偉等41人組成的慰問團，同政府人員一起抵達應城，當即和應城各界人士一起召開聯席會議，向縣政府提出“懲辦兇手”“負責受傷學生醫療費”“向愛國學生賠禮道歉”等9項要求。學生們的愛國活動收到應城社會賢達李范一等人的熱情支持。經過學生的堅決斗爭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國民黨應城縣政府被迫接受全部要求，并在應城公園水閣涼亭懸掛“應城愛國學生運動紀念”的橫匾，湖北省政府也被迫處分了應城縣長劉寰新和縣保安隊頭目，肇事兇手被判處徒刑。應城學生斗爭終于取得勝利。

當時國民黨湖北當局內部派系的傾軋也蔓延到學生運動中來，被政治警惕性極強的何功偉發現后及時制止。12月29日，楊永泰下令省教育廳程其保通知各校提前放假，要求學生一律回家，以打斷學生愛國運動愈演愈烈的勢頭。與此同時，CC派卻想利用學生掀起游行示威、罷課來反對楊永泰。有一天，省黨部一個矮胖的委員找到華大陳述元，讓學生們發動一次游行、矛頭指向楊永泰。陳述元告知何功偉，何功偉十分機警的告誡陳：我們學生運動，目的是抗日救亡，是獨立的，不能受任何派別利用。

在學校提前放假后，何功偉便將救國會的余款利用起來，和姚樹森等幾人留下來，辦一個宣傳救亡的刊物。姚樹森提議將刊物定名為《血濤》并擔任編輯，其余的人各自寫稿子、刻鋼板、搞油印、裝訂等。正當他們準備出第二期《血濤》時，何功偉父親接到通知，來到了學校。訓育主任親自與何父接洽商談，說：“功偉在學校成績不錯，如能專心致志讀書，將來也是一個國家人才，可惜不聽告誡，一貫為首鬧事，并弄得滿城風雨，學校念在動機不惡，因此未予深究；如果現在仍留校內，繼續胡作非為，那么學校就難以再予容忍了。”何父只好按學校要求，將何功偉親領回家，并“嚴加管束”。其他人也便逐一回家去了。

為了保持廣大學生在放假期間的相互聯系，何功偉等學聯的學運領袖費盡心血，千方百計地采取對策，巧妙地與反動當局展開斗爭。省教育廳長程其保不準學校借會場給學聯開會，他們就在華大和省高非正式地集會，或者請華大教授胡毅博士演講救亡問題，或去東湖租船、游覽珞珈山……活動的目的在于保持學聯代表間的聯系，以應付當時逐漸惡化的外部環境。這些活動有的成功，有的因消息走漏而夭折。另外何功偉主編的《武漢學聯會刊》也出版了3期，讓廣大學生知道武漢學聯還在。

在一二·九學運中，何功偉憑著過人的膽識、出色的組織能力和頑強的斗爭精神，脫穎而出，成長為武漢地區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本人也在火熱的愛國主義運動中，受到了鍛煉，逐漸成熟起來。

秘密學運顯智勇

1936年初春開學后，國民黨當局竭力宣揚“讀書就是愛國”等論調，誘騙、分化學生。在反動當局的嚴密控制下，武漢各校特別是中學的學生運動進入低潮，學聯工作處于停頓狀態。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省高和市一女中進步學生積極活動，促使原學聯改選新的領導成員。

“學聯”進行改選，省高校救國會也同時改選。何功偉與向仁生因受到學校和家庭壓力，加之名聲太大，如果出面任事，隨時會發生危險。同學們于是提議由姚樹森接手，他們二人退居幕后，避免出頭露面，以策安全。因此在班選舉會上，姚當選為班代表進入校救國會，并擔任總務干事資格，代表學校進入“新學聯”，當選為宣傳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