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后，經排查，學校里沒有同學失蹤。但不久傳來消息，住在家里的同學，有3人被捕了。到中午時，又得到消息說，全市有十幾位同學被捕。此次運動的烈火還未燃起來，就被楊永泰派軍警撲滅了。

第三天早上，“省高”學校當局宣布，要派學生去省政府聽楊永泰“訓話”。何功偉和學代會的代表們都不愿去聽“訓話”，學校只好派些已經被國民黨收買的學生去。這些學生回來對何功偉們傳達說：“楊主席（永泰）說了，天下的事哪有不論誰是誰非的？現在你們動，我認為是盲動，以后再要動，我就認為你們是反動。”

何功偉對楊永泰的“訓話”，給大家做了一個分析。他說到：“蔣介石反動政府最害怕的是工人罷工。因為粵漢鐵路工人罷工，他們集中在武漢的軍隊就調不到兩廣去。這說明我們的宣言擊中了他們的要害，所以他們擺出猙獰面目，鎮壓我們學生運動。”

不久，湖北當局逮捕學聯負責人姚樹森，嚴令通緝捉拿何功偉，一些學聯積極分子同時被學校勒令退學。

當時正臨近暑假，一天，在鄂南高中（現武漢第十中學）教書的錢遠鐸到省教育廳找其父親（錢亦石）的老同學，擔任第三科科長的熊蓮城，尚未開口說話，熊蓮城便將錢遠鐸拉到會客室外的一個偏僻小巷內，對錢遠鐸說：“你還在武漢？你還不走？上面開了會，有個決定，學生反對內戰，里面有共產黨，對學生的幾個頭頭要動手了。你也趕快走！”錢遠鐸回到：“我沒有搞什么。”熊蓮城說：“你還沒有搞什么，有人密告你，說你是你父親派來的代表，何功偉不是經常到你住處去嗎？你要趕快走，否則要出危險的。見到你的老鄉（何功偉）也叫他趕快走，年紀輕輕的，被他們抓去了，劃不來。”

錢遠鐸告別熊蓮城，在返校的路上經過省高，就進去找何功偉。恰逢何功偉不在校，便托一個同鄉轉告他，說有要緊的事找他，讓他一回省高就到錢遠鐸住的鄂南中學來。錢遠鐸回到學校后，便作好了轉移準備，找到校長說，要到上海進修，要學校給予證明。何功偉吃了午飯就來找錢，錢遠鐸把情況告訴了他。

何功偉說：“怎么辦？恐怕要抓一群。”他說，他也想到上海去，但沒有熟人。錢遠鐸便給他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去上海找錢父錢亦石。當天，何功偉就離開武昌，衣服、書籍都沒有拿。當天下午，臨近畢業會考，教務主任到何功偉寢室宣布：何功偉因操行不及格取消會考資格。說完后又在何功偉的書箱中將“會考證”收走。何功偉得到錢遠鐸通知后，把情況通知了一些人，作了安排，當晚就過了漢口，來到何功楷家。當時，何功偉父親從鄉下來武漢，住在功楷家。父子兩人見面后，相互爭吵不斷。何父說：“國家又不是你一個人的，你管這些事做什么？”何功偉便和父親講道理，兩人一直辯論到第二天早上。期間，何功楷也在得知要抓人后，趕過江回家報信，并把消息告訴何功偉。何功偉聽完消息后，寫了一個條子，請功楷交給懿川女中一個鄭姓朋友。

另外，何功偉還請人送信給同學陳光明，在信中說，他因政府搜捕甚急，武漢不能再待下去了，決定明晨秘密乘輪赴滬，希望陳光明和其三弟幫助掩護上船，辦法是要陳和其三弟事先安排好一輛自行車，明晨X點到達蘆溝橋路X號住宅（堂叔何文炳家）前，響鈴為號，他馬上就出來，騎車去碼頭，然后陳再去碼頭找送行的同學取回自行車。

當天傍晚，陳光明和其三弟就去蘆溝橋路察看，找到了X號住宅。第二天清晨，何功偉在何功楷的護送下，從何功楷家后門穿過，來到堂叔何文炳家，并在那里按舊時下層社會打扮，將頭發剪光，上下穿上舊布短褂褲，配一副有色眼鏡。時間到后，陳光明和其三弟按響車鈴，何功偉手拎小包，從內面快步走出來，從陳的三弟手里接過車，就騎著朝江邊奔去了，在胡恪恭的護送下坐日清公司的船離開了武漢。

上海避難投革命

到上海后，何功偉按照錢遠鐸給的地址找到了錢亦石。在錢亦石的幫助下，進入正始中學讀書，并作為湖北學聯代表介紹到全國學聯工作。他化名何明理，負責協助唐守愚與各地學聯通訊聯絡。他為人樸實，態度謙虛，待人誠懇，勤學好問，對工作十分認真負責，工作態度勤勤懇懇，無論什么任務，總是能按時間、按要求完成。同時，他頭腦靈敏，文章也寫得清晰簡練，很快引起唐守愚的重視。

1936年8月，負責全國學聯工作的胡喬木（或王瀚）到上海檢查工作。唐守愚向胡喬木作完工作匯報后，也把何功偉的工作情況和思想情況一并作了匯報，并提出是否可以考慮吸收何入黨。胡喬木（或王瀚）認為何功偉對共產主義有認識，工作又積極，經進一步了解后，可以發展他入黨。唐守愚通過張執一、陳家康等與何功偉有工作接觸的黨員的意見，他們都贊成發展何功偉入黨。唐守愚向何功偉提出入黨問題。何功偉回答考慮。何功偉征詢了何偉、張執一等人意見，兩人均鼓勵何功偉參加組織。不久，何功偉正式向唐守愚提出入黨申請。8月，在唐守愚的主持下，在全國學聯機關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

入黨后，何功偉沒忍住與同鄉錢遠鐸分享自己內心的喜悅。有一次，大約是1937年元旦，何功偉、錢遠鐸、錢遠鏡三人看電影《壯志凌云》后回到錢遠鐸的住處，睡在床上，何功偉忽然問錢遠鐸：“你曉不曉得你父親是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之一？”錢遠鐸反問何功偉：“你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文總’的負責人和中共黨員。”何功偉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的組織問題解決了！”錢遠鐸很高興地問：“介紹人是誰？”何功偉說：“是喬木介紹的。”

接著，他們又談到武漢一二·九學生運動。何功偉告訴錢遠鐸，全國學聯總結過一二·九運動，認為北京搞得最好，上海其次，武漢第三。北京學運有華北局領導，上海也有地下市委領導，武漢地區白色恐怖厲害，地下組織遭到很大破壞，是否有地下黨領導，不得而知。何功偉告訴錢遠鐸，他曾猜想是馮乃超、孔羅蓀等同志代表黨聯系學運，因為當時學生提出的標語、口號、傳單等都經過馮乃超修改過，馮還指導他們如何同反動當局斗爭，乃超不在家，他們就去找孔羅蓀，孔不像乃超能當時解答，總是要他們約定時間再來談。

1937上半年，何功偉在上海正始中學畢業后，考進上海法學院。此時，因為要承擔大學學聯的秘密工作，何功偉住在校外，每月伙食費、房租要花十三、四元，比住在學院貴些。他告訴錢遠鐸，住在外面方便些。此時，何功偉生活雖然艱苦，但精神是愉悅的，從不愁眉苦臉。有時他去市中心，就住在錢遠鐸那里（法租界金神父路群賢別墅金星洗染15司2樓）。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全國學聯宣布解散。何功偉被調到青年救國服務團工作。早在5月份，何功偉便與救國服務團的前身——上海業務集體旅行團有過工作接觸。當時錢遠鐸、毛夢覺和新華藝專同學組織的讀書會成員，受了北平一些大學生組織的西山集體旅行團開展抗日宣傳工作的啟迪，一起商量，也要在上海搞一次集體旅行，地點選在一·二八事變的舊戰場一帶，向鄉村農民宣傳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