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風煙總在王朝的更迭中消散，但灶臺上升起的炊煙卻從未斷絕。當我們翻開《吃的中國史》，那些被青銅器銘文、陶片、殘片、墓葬遣策封存的飲食記憶，便在考古學家的筆下化作鮮活的生活圖景。

■　當文物開始“說話”

2002年，青海民和喇家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曾震驚學界：“一個橘紅色的陶碗里藏著面條狀遺物，色澤新鮮如昨，經檢測竟是小米粉制成”。四千年前的黃河岸邊，先民們面對黏性不足的小米粉，究竟如何將其塑成面條？這個未解之謎讓考古現(xiàn)場充滿了生活的質感。作者想象著喇家先民在黃土臺地上，“用石磨盤研磨粟米，在陶罐中揉制面團，或許借助草木灰水增加黏性，在蒸騰的熱氣中完成這場面食的最早嘗試”。這碗面條不僅是食物的遺存，更是文明的切片——它見證了西北旱作農業(yè)區(qū)的先民如何利用有限的粟黍資源，創(chuàng)造出改變飲食結構的面食雛形。

當考古隊員打開一號漢墓的云紋漆鼎時，“完整的藕片清晰可見，呈乳白色，孔眼清晰，和今天的藕片沒有什么不同。但在后續(xù)的多次搬動中，藕片不斷地減少，等到用卡車運到博物館后，藕片已經全部消失——它們在兩千年的浸泡中氧化，一見陽光便炭化瓦解”。更令人稱奇的是陶罐中的楊梅“罐頭”，“顏色紫紅，果肉豐滿，帶著青綠色的果柄，仿佛剛剛采摘下來”，讓人遙想西漢貴族在夏日宴飲時，如何用冰鎮(zhèn)楊梅消解暑氣。

這些沉睡于地下的文物，在作者筆下化作了有溫度的生活場景：廚師在案板前切配食材，侍者用漆盤端送珍饈，宴會上酒酣耳熱之際的笑談，都隨著文物的細節(jié)復活。

■　考古現(xiàn)場的味覺重構

廚房從來都是文明的實驗室。考古發(fā)現(xiàn)與文獻記載的交織，讓飲食史擺脫了空洞的想象。當先民在新石器時代發(fā)明陶器，蒸煮法便成為改變飲食史的偉大創(chuàng)造。河姆渡遺址的陶釜底部，“焦黑的鍋巴顆粒完整，肉眼可見，那是7000年前最早的米飯殘留”；良渚古城的稻田里，“整齊的溝渠和灌溉系統(tǒng)長達數(shù)公里，先民們用‘草裹泥’技術堆筑堤壩，將沼澤改造成萬畝良田，使水稻產量較河姆渡時期提升2.2倍”。到了宋代，鐵鍋的普及帶來了烹飪革命，“北宋用煤煉鐵，生鐵年產量從西漢的5000噸躍升至15萬噸，鐵鍋終于‘飛入尋常百姓家’。這種傳熱極佳的炊具讓‘炒’成為主流技法，‘鍋氣’賦予菜肴獨特風味，至今仍是中餐的靈魂”。

食材的馴化與傳播，更是一部文明的奮斗史。北方的粟黍、南方的水稻，在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奠定了中國農業(yè)的基礎。當小麥穿越中亞草原來到黃河流域，“董仲舒建議武帝推廣種麥，氾勝之在關中培育出耐旱的‘宿麥’，到了唐代，‘小麥入稅’標志其成為北方主食，《燒尾宴食單》里三十九道面食，盡顯麥作的輝煌”。美洲的番薯、玉米在明末傳入，“福建人陳振龍將番薯藤纏在纜繩上偷運回國，乾隆年間推廣至西北，這種‘不挑地、易生長’的作物，在災年救活了無數(shù)百姓”。

每一次物種的交流都伴隨著技術的革新：河姆渡人用骨耜翻耕水田，磁山先民在糧窖里儲存5萬公斤粟米，明代福建人將番薯藤纏在纜繩上帶回中土，這些智慧都沉淀在民族的生存基因里。

飲食禮儀的演變則是文明進步的鏡像。兩周時期的列鼎列簋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鼎中牲肉、簋中谷物，成為貴族等級的象征，虢國國君墓出土的七鼎六簋，正合‘諸侯之禮’”；宋代市井飲食的繁榮，打破了門閥飲食的壁壘，“汴京夜市的‘州橋小吃’通宵達旦，‘白湯餅’‘炸油餅’香氣彌漫，勾欄瓦舍里的平民百姓，用一碗熱氣騰騰的面食，吃出了市民社會的蓬勃生機”。到了清代，滿漢全席的誕生更是民族融合的味覺結晶，“滿席的燒鹿肉與漢席的清蒸魚同列，蒙古諸王與漢族大臣共飲馬奶酒，飲食超越了果腹的范疇，成為‘滿漢一家’的文化象征”。

■　歷史里的飲食記憶

飲食史從來不是只寫珍饈美饌，更記錄著生存的艱辛。光緒年間的“丁戊奇荒”，“河南境內赤地千里，《申報》記載災民‘煮人肉以食’，考古發(fā)現(xiàn)的荒蕪村落遺址，印證了這場一千萬人餓死的慘劇，讓我們深知糧食安全始終是文明的底線”。1942年的河南饑荒，“旱災與蝗災肆虐，百姓啃樹皮、食泥土，300萬人命喪饑荒，這段歷史與今日河南糧倉的豐盈形成殘酷對照，提醒著我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但在苦難之外，飲食也是慰藉心靈的良藥。蘇軾在黃州發(fā)明“東坡肉”，用廉價的豬肉烹出人間至味，在貶謫生涯中以美食對抗命運的顛簸；陸游在山陰農村寫下“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描繪出民間宴客的溫情畫面，“農舍里殺豬宰雞，熱酒燙壺，木桌上擺著新麥做的炊餅，鄰里笑談聲穿透紙窗，構成了最溫暖的人間煙火”。

這些文人與美食的邂逅，讓飲食超越了物質層面，成為文化精神的寄托。李白在胡姬酒肆痛飲葡萄酒，“西域傳來的葡萄在長安釀成美酒，酒杯碰撞間，是絲路駝鈴與長安月光的交織”；乾隆下江南偏愛江南竹筍，“《乾隆三十年江南節(jié)次膳底檔》記錄他一日兩餐必食竹筍，帝王的口味里藏著江南的水土靈秀”。

■　在碗碟間看見中國

《吃的中國史》最動人之處，在于它打破了傳統(tǒng)史書的宏大敘事，將鏡頭對準了灶臺、餐桌、市集這些“小”場景。當我們看到喇家先民為制作小米面條而摸索面團塑形，“小米粉黏性不足，他們或許嘗試過添加野菜汁或動物油脂，在無數(shù)次失敗中尋找最佳配比，最終成就了‘中華第一面’”；看到宋代廚師在鐵鍋前揮舞炒勺，“猛火快炒間，青菜的脆嫩、肉片的鮮香瞬間激發(fā)，這種‘鑊氣’烹飪法，讓尋常食材化作舌尖上的盛宴”；看到清代御膳房為皇帝壽宴準備千道菜肴，“御廚們凌晨便開始熬制高湯，燕窩要泡發(fā)三日，魚翅需文火慢煨，每道菜的擺盤都暗合陰陽五行，飲食在此成為禮儀與權力的具象”，會突然意識到：所謂文明，正是無數(shù)普通人在煙火日常中創(chuàng)造的奇跡。

這本書仿佛一場跨時空的對話。考古學家在遺址中尋找食物殘留，“賈湖遺址的陶罐里，9000年前的葡萄酒殘留物帶著野葡萄的酸澀，那是先民最早的釀酒嘗試”；歷史學家在文獻里爬梳飲食記載，“《齊民要術》中的‘蒸餅法’與敦煌文書里的‘胡餅價目’，拼貼出北朝飲食的多元面貌”；而作者則像一位高明的廚師，將這些素材燴成一鍋滋味綿長的文明之湯。當我們在書中讀到“辣椒用短短百年征服中國人的餐桌，在四川與花椒相遇，成就了‘麻辣’傳奇；在貴州與缺鹽的山地結合，化作解膩的‘糊辣’蘸水”，讀到“豆腐湯、炒豆芽等市井之食登上宮廷菜單，乾隆南巡時竟對‘炒豆芽’贊不絕口，讓御膳房添入常膳”，會忽然明白：飲食的變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與農業(yè)技術、政治格局、文化心理息息相關。

合卷之際，眼前浮現(xiàn)的是書中那些充滿煙火氣的場景：河姆渡人在干欄式房屋里蒸煮米飯，“陶釜中冒出的熱氣模糊了木窗，孩子們追逐著飄落的稻花，老人用骨鐮收割成熟的稻穗”；長安市民在西市購買胡餅，“餅爐前圍滿百姓，爐匠將撒滿芝麻的餅坯貼入爐壁，金黃的胡餅一出爐，便被搶購一空”；廣州商人在十三行碼頭裝卸蔗糖，“褐色的糖塊堆成小山，水手們哼著民謠，將中國蔗糖運往東南亞，換取香料與珠寶”。這些場景連綴成一條文明的長河，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條河的繼承者。

《吃的中國史》讓我們懂得，所謂歷史，從來不是遙不可及的英雄史詩，而是藏在一粥一飯里的生存密碼，是刻在味蕾上的文明記憶。在這個快餐文化盛行的時代，這本書如同一場溫暖的提醒：面對食物時，不妨慢下來，想一想食材從何處來，歷經了怎樣的遷徙與演變，承載著多少代人的摸索與創(chuàng)造。因為每一種味道的背后，都藏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每一次咀嚼的瞬間，都是與歷史的一次溫柔觸碰。這或許就是飲食史的魅力：它讓我們在煙火氣息中，觸摸到文明最真實的溫度。

（原載《天津日報》，作者為王小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