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王堆357號竹笥中的衣物，圖片選自《何以漢服：重新發現馬王堆漢墓服飾》

2024年，是長沙馬王堆漢墓完成考古發掘50周年。由青年學者左丘萌所著的《何以漢服：重新發現馬王堆漢墓服飾》（以下簡稱《何以漢服》）一書的出版，可謂應時而生。

這部著作以考古學的嚴謹與文學的筆觸，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通往西漢初年服飾文化的大門。它不僅是一部漢代服飾科普著作，更是一場跨越兩千年的文明對話，引領讀者窺見彼時衣冠所彰顯的審美與信仰。書中那些歷經兩千余年依舊絢麗的絲織品，不僅訴說著古代紡織技藝的高超，更映照出一個文明在特定歷史節點的風貌。

漢服風貌實證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需要厘清一個概念——書名中的“漢服”，特指漢代服飾，而非當下泛化的中國傳統服飾概念。后者在學術語境中，通常以“華服”指代。

《何以漢服》全書分為十部分，圍繞九個維度——織造、染色、添花、制衣、時尚、穿著、禮制、佩飾、梳妝——全景式呈現馬王堆漢墓服飾所蘊含的技術、藝術與文化內涵，堪稱對馬王堆漢墓服飾文化的系統梳理。與一般學術著作不同的是，作者將艱深的學術成果轉化為曉暢的語言，讓讀者能全面地理解馬王堆漢墓的考古背景，服飾的面料工藝、染色技術、紋樣演變、款式、時尚流變，漢代穿衣的禮制、佩飾與梳妝，堪稱一部翔實的西漢“穿搭指南”。書中還大量運用文物圖與手繪示意圖，既增強了論述的說服力，又讓讀者能夠直觀感受漢代服飾之美。

例如，該書第一章對平紋絲織物“縑”的介紹，不僅引《說文·系部》（“縑，并絲繒也”）、《釋名·釋采帛》（“縑，兼也，其絲細致，數兼于絹。染兼五色，細致不漏水也。”）等經典闡釋其形態，還配有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一個盛裝土珠璣的“縑囊”圖片，輔之以當下繪制的縑織物結構圖，讓讀者對漢代織物的狀貌有直觀的了解。

再如，該書第三章對“印花”的介紹，不僅用平實的語言一一分析印花的顏料、用具、步驟，還廣泛援引《考古》雜志、《西漢南越王墓》等書籍里的實物圖片，生動介紹相關工藝。

又如，該書第五章對漢初服裝風格的介紹：鑒于漢初尚儉，一種用料更為節省的新樣衣式“直裾袍”，在這時出現了。該款式用料要比楚式尖角續衽的款式儉省得多，甚至衣物上繁復華麗的紋飾，也不再使用費工且不符合朝廷所倡節儉精神的刺繡來制作，而是采用相對更簡易的印繪形式實現。尤為有特色的是這種服裝下裳部分的裁制——大概當時人一方面要維持朝廷倡導“裙不曳地”的大原則，一方面又傾心于曾經在戰國時期風靡的曳地長衣帶來的美感——于是直接運用立體剪裁成型手法，將下裳的寬緣制作成上窄下寬的梯形。這段介紹，不僅文字表述清晰，點明了服裝風格形成的社會原因，還配發大量漢代彩繪陶俑照片及漢服形態構擬圖，讓漢初的這種風尚一目了然。

馬王堆服飾的特殊價值在于其考古證據的完整性——織物殘片、成衣實物、遣策清單及簡牘文字等多維度的遺存，罕見地保留了從織造到穿著的全流程信息。這些文物成為研究西漢初期服飾制度的有力證據，如作者所言，它們以實物的方式重現了漢代生活圖景。

書名中的“重新發現”一詞，呼應了書中的創新成果，如：出土文獻釋讀（綴合殘簡、考釋服飾相關文字）、名物考證（文獻與實物互證特定衣物）、紡織工藝（解析織造工藝與服飾結構）、藝術史研究（紋樣風格與傳承關系）、制度史探析（結合禮制記載分析周禮與漢代信仰）。

服飾制度新解

除了詳細分析論證漢初服飾風貌之外，《何以漢服》還有以下創見。

專門對服飾禮制進行探討，提出辛追（轪侯夫人，馬王堆一號墓主人）服飾“承舊制”，而轪侯之子（馬王堆三號墓主人）服飾“應新制”。

作者通過對馬王堆一號墓出土衣物的精細分析，發現其嚴格遵循《儀禮·士喪禮》：小殮時精美羅綺衣物穿于內側，絹衣在外。大殮時精美的綺羅衾被覆蓋于外，絹衾在內，多余衣物另置竹笥隨葬。據此，該書認為，辛追殮服實物印證了先秦喪葬禮制在漢初的延續。作者將辛追的服飾與《周禮》所記載的侯伯夫人的禮服進行對照，推測其部分服飾可能屬于禮儀性裝束，而非純日常衣物。作者還指出，辛追的服飾風格是戰國時期楚地貴族審美傳統的延續，曲裾深衣、云氣紋等大量地保留了楚風。

書中推測，三號墓出土的《車馬儀仗圖》中墓主人所著的皂色深衣“袀玄”，為漢代承襲秦制的祭服。“袀玄”是上下聯屬的深衣，功能上屬于外罩一類的服飾。漢文帝時，“袀玄”被定為歲首朝賀的朝服，沿用至東漢。《車馬儀仗圖》表明，西漢初年，男性貴族服裝嚴格遵循禮制，凸顯了對中央王朝的服從。

注意到服飾風格在性別上的差異性。

與男性“袀玄”遵循統一標準相比，辛追的服裝則強烈體現了楚地的審美——紋樣上，“乘云繡”“信期繡”等延續了戰國楚式飄逸的風格；工藝上，保留了手工特色（如“信期繡”中錯用了紋樣，但因羅綺珍貴，而“將錯就錯”）；文化上，服飾成為楚貴族群體記憶的載體。這一特征說明，西漢初期，與男性服裝注重與中央規制保持一致相比，女裝的選擇更為多樣，體現了男服“重禮”、女服因為文化習慣而“尚情”（保留更多地域習俗）的區別。

此書還對部分織物的功能和紋飾流行的原因提出了新見解。

例如，作者對素紗的雙重角色進行了探討，提出素紗制作的單衣不僅屬于外穿罩衣，也是一種穿著在“六服”之內的襯衣。筆者以為，據鄭玄所注的《周禮》，素紗理解為“六服”（包括夾衣、綿衣兩種）的襯里還是比較妥帖的，功能是用以襯托“六服”面料的紋樣色彩。再如，作者對“乘云繡”紋樣標準化的原因作了推測，提出“乘云繡”紋樣跨越三百年、遍及南北貴族墓，可能是中央朝廷試圖通過規制服飾和禮儀對各地進行控制的結果。

在書中，作者還以考古實物為“針”、文獻為“線”，揭示漢代服飾制度在實踐過程中的復雜性，其研究展現了服飾作為“制度載體”與“情感媒介”的雙重本質，為理解漢代物質文化與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

學術新見迭出

近年來，漢代服飾研究論著迭出。2016年出版的《漢代服飾的考古學研究》，運用考古類型學等方法，系統探討漢服的形制、演變、傳播及文化動因。2018年出版的《馬王堆漢墓服飾研究》，全方位梳理馬王堆漢墓出土服飾，考證其名稱、源流、工藝與制度。2024年出版的《漢服的形成》，綜合運用考古材料與文獻證據，揭示東周秦漢時期服飾的基本面貌和發展脈絡。這些著作學術性強、專業價值高。

《何以漢服》一書，在綜合了解前人成果基礎上，也有自己的開拓。全書以馬王堆漢墓出土服飾為核心，構建了早期漢代服飾研究的完整框架，在方法論、理論建構和學術視野三方面表現突出。

方法論層面，作者運用實物與文獻互證的研究范式，提出不少新的見解。例如“染色”部分，作者區分了植物染、礦物染和生物染三種主要方法，并通過具體案例展示了古人如何利用自然界資源“制造”出自己喜愛的色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關于“齊紫袨服最矜貴”的討論——由于需要從東海之濱的紫貝中提取染料，紫色絲綢極其昂貴，齊桓公喜好紫色服飾，造成了當時齊國上下都追求穿紫色衣服的奢靡風氣，以至于齊桓公不得不向管仲求教如何制止這種風尚。這種對色彩背后經濟成本與社會地位的揭示，讓我們得以理解為何漢代會形成嚴格的服色制度。在“添花”部分，作者對印花、敷彩、刺繡等工藝的考證尤為精彩——提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綺織物”是暗花織物的泛稱；考證“越閨錦”屬于一種有角母羊的動物紋錦；原名為孔雀水波紋錦的織物，應被稱作鳧翁錦；“方棋紋繡”，應名為連（見圖1）繡；等等。作者還通過馬王堆帛畫中的穿衣形象、遣策文字記錄與實物的比對，梳理出當地“楚服”向“漢服”轉型的關鍵節點。

理論建構層面，作者秉持動態的服飾史觀，證明“朝代更替即服制劇變”的線性史觀并不正確。以辛追夫人保留楚風的穿搭為例，作者證明了服飾風尚具有跨朝代的延續性。作者還揭示了官方制度（如標準化的“乘云繡”）與民間逾越（如商賈穿錦）始終并存的復雜關系。這種視角打破了傳統服飾史研究的僵化框架，為理解服飾文化的演變提供了新思路。

視野拓展層面，作者通過跨區域文化的比較，勾勒出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長江流域的服飾面貌。書中通過馬王堆出土的絲織品與湖北江陵楚墓、廣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比較，發現辛追衣飾中楚地“尚赤”習俗與朝廷推行的秦制“尚黑”制度并存，證明在漢代初期，地方文化仍然擁有頑強的生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指出，馬王堆部分紋樣與匈奴、滇文化中的紋樣相似，將漢代服飾研究置于更廣闊的文明交流視野中考察，為東亞服飾文化的早期交流提供了新證。

綜而觀之，《何以漢服》以馬王堆漢墓服飾為鑰匙，揭示了漢代文明的密碼。它不僅是嚴謹的學術著作，更以生動的筆觸展現了服飾中的技術、藝術與文化，是對中華美學的又一次溯源。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王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