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詩的黃金時期，不僅“全民皆詩”，詩也全能，什么都可以寫，什么重要場合都不能沒有詩。據統計，唐詩選本600余，當今選本不計入其中。然選本云泥之別，高下優劣的差異大甚。馮浩的《玉溪生詩集箋注》，堪稱明清人研究李商隱的標志性版本，“辨析入微，考訂精細”，屬于集大成研究，自問世日起，即“海內風行矣”，今人研究多本于此也。

以菊自寫的《菊》詩

翻閱馮本，李商隱寫花的詠物詩不少，而寫菊詩似就《菊》與《野菊》二首(不包括詩中以菊為意象的)。二菊詩寫于詩人的兩個人生階段，然其意旨仿佛，詩人以菊自寫，怨天尤人也怨自己，表現出急于擺脫窘境而無能為力的壓抑與無奈。先看《菊》詩: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殘陽。愿泛金鸚鵡，升君白玉堂。

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集眾說而后指出:“三四是罷官家居，結望入朝。”此見，入木十分也。不懂讀詩者，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詩里的精彩句子上，譬如讀《使至塞上》則對“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句大加欣賞。《菊》詩開篇二句也很抓人，十個字四對疊詞，盡寫菊之妖媚婉麗而不勝嬌羞的姿色。詩人比興自寫，自寫不同凡俗的美質。

詩之頷聯“陶令籬邊色，羅含宅里香”寫菊之品格，也是自寫。稍有點讀詩經驗的人都知道，此二典皆含退隱之意。菊花自從被陶潛垂青之后，便成了“花之隱者也”。羅含與陶潛，差不多同時期，也酷愛菊花。《晉書文苑傳》曰:“羅含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李《菊》詩則反其意而用之，馮浩從其中讀出了此在李商隱歸隱在野的狀態，其《玉溪生詩集箋注》在五六句處且注曰:“無人潤澤，深憂遲暮。”李商隱寫菊之隱格，卻無欲隱之意，更多的是怕隱之憂也。

后四句筆意逆轉，“幾時”二句意謂:秋天里開放的菊花，向來就不畏寒露嚴霜，然最害怕的是夕陽西下。意思是說，我并不怕朝堂上受傾軋遭打擊，卻有賦閑在家而美人遲暮的恐懼。如果頸聯寫的是遲暮之感，那么尾聯寫的則是用事之心，“愿泛”二句意思是說，唯望被釀成菊花酒而盛于鸚鵡杯中，送至白玉堂上而為您所用。賦閑或滯進，這是李商隱所最不能接受的現實，故而急切渴望得到“君”之賞識與援引。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直言道:“末兩句是希望能入朝為文學侍從。”葉先生認為，這與李商隱寫于大中六年(852)《巴江柳》里的“好向金鑾殿，移陰入綺窗”的意思一樣。也就是說，李商隱“移”愿的表達，并非偶然。《菊》詩的這種渴求援手的寫法，大類干謁詩，只是所謁何人，詩里沒有明說，疏注者也沒言明。

以菊自比的《野菊》詩

李商隱的《野菊》，箋注者們多明確認為是寫給令狐绹的。一般編年都認為，《菊》詩作于開成五年(840)，年二十八，李商隱辭去弘農尉歸家;《野菊》作于大中三年(849)，時年三十七，李商隱自桂幕歸京后，暫代京兆府某曹參軍。詩人以菊自比，借詠菊以感喟，突出一個“野”字，誠為“君子在野之嘆”(朱鶴齡《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也。《野菊》詩云: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紫云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

詩分上下兩部分，上四句，句句寫的是野菊，寫菊之“野”也。野菊以苦竹、辛椒為伴，托根于惡劣環境之中，暗香淡淡而含露如淚出。已經是西風去雁之時節，雖然不甘于委棄才華而斂香隱跡，然畢竟寒蟬噤聲，似也只能潦倒長終矣。句句寫菊，亦句句是自寫，句句寫自己困苦不堪的現實境遇，興寄身世之慨也。故而，清人陸昆曾《李義山詩解》評曰:“義山才而不遇，集中多嘆老嗟卑之作。《野菊》一篇，最為沉痛。”錢牧齋《唐詩鼓吹評注》評曰:“此比賢者之遺棄草野，不得進用也。”

詩的后四句側重寫其擺脫窘境的急切與無奈。四句比照著寫，前兩句回憶“他年”，追憶令狐楚對自己關愛有加;后兩句直寫當下，你令狐绹青云平步而移官高位，而卻不能移我至華庭。張采田《李義山詩辯正》評曰:“結句雖正面收足‘野’字，而別有寓意，故不覺其淺直，與空泛閑語不同。”

馮浩箋注里已提示，《野菊》“與《九日》篇同旨”。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也說:“這篇詩(《野菊》)應與集中《九日》詩參看，更易領會全篇意趣。”他將《野菊》拿來與《九日》比對，說是《九日》言事，《野菊》言情。從《九日》詩所表現的意思來看，與《野菊》是比較接近的。《九日》雖非詠物詩，詩中也詠菊，時在重陽，由菊寫起，將令狐绹父子對比著寫。

耐寒唯有東籬菊

菊花，以耐嚴寒而傲重霜為美德，歷來被視為高標亮節、雅潔孤傲的象征。陶淵明詩《和郭主簿》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菊花卓爾不屈，乃為霜下之豪杰。然而，菊在李商隱的筆下，卻發生了異化，很是憋屈，而有諂媚之嫌也。《野菊》與《菊》，二詩雖不是寫于同時，而寫法上大同小異，都是“卒彰顯其志”的一路，共同主題都是希望改變“在野”的現狀，都是渴望移栽“御筵”而獲得王公大臣的賞識。二詩亦均因菊起情，旋移情于菊，將個人的情感經驗植入菊中，對當下處境以暗喻性的直觀描述，造成物我合一的美感境界，都是不甘沉淪的哀怨，都是“既怨之，猶不能無望之”的心理狀態，最終又都寄希望于援引。李商隱二菊詩，屬于干謁詩的寫法，多了點傲氣，多了點怨氣，也多了點寒磣氣，而少了點怒放的生氣，少了點傲霜的骨氣，少了守拙的節氣。而有些選本與評注，美言過甚，或為尊者諱而一味地往盡善盡美上說，不像馮浩的《玉溪生詩集箋注》本那么客觀經典，因此，選擇詩的選本也就很重要了。

唐代詩人白居易《詠菊》云:“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耐寒唯有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顯然，這是言志自況，不是干謁詩的寫法，寫自己善于自我調節的處世之道，表現出一種處變不驚的人生態度。他在經歷了人生宦海浮沉后，樂天知命，安閑順事，其知足保和的人生觀念，嫻靜適世的志趣選擇，以及和光同塵的哲學思想，對后來的士人啟迪多多。王維似無專門寫菊的詩，然其詩中亦不乏菊之意象。嚴武與幾個年輕官員來看望王維，王維《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云:“松菊荒三徑，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發暮，一倍惜年華。”詩寫其清幽的家居環境與清簡的日常生活，首聯就用陶典:“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其實，這種寫法也是一種言志抒情，寫的是一種自甘淡泊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情趣。王維不僅解決了仕隱兩難，也消除了生活與藝術的界限，生活就是詩，詩就是生活，以詩性追求為人生的最高境界。 (咸寧日報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