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民族地理》以歷史政區地理為切入點，探索中國古代民族分布與遷徙規律，突破傳統范式，將民族空間分布、遷徙軌跡與地理環境、政區建置結合，通過梳理漢代“道”、唐宋羈縻府州、元明土司等邊疆政區演變，重構先秦至清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空間格局。

難題　民族分布圖編繪歷程

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對象是歷史時期中國境內出現的民族和相關要素，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它們的空間分布形態及其演變規律。這些與民族相關的要素在近代以前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無法通過田野調查和實地考察來了解，只能依靠直接或間接的文獻記載。而中國境內絕大多數古老民族一直沒有自己的文字，或者在有限的文字記載中并無多少可信的史料。漢文史料雖多，但主要集中在曾經入主中原或建立過政權的民族。留存下來的各類資料更多集中在某些人物、重要事件，其他類型的遺存往往只有片言只語；或出于傳聞臆斷；或自相矛盾，甚至完全空白。這些客觀因素為研究工作帶來了困難與挑戰。

1955年，先師譚其驤先生受命“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然而工作進行未幾，他即發現按此做法已不符合時代需要。原因之一就是，《歷代輿地圖》所繪限于歷代中原王朝或正史范圍所及，無法顯示歷史時期中國的全部疆域，不足以反映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歷史的真實過程。此后，以范文瀾、吳晗兩位先生為首的“重編改繪《歷代輿地圖》委員會”研究決定，不再限于“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計劃，決定新編一部自原始社會至清時期的、包括歷史時期中國全部疆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之后，經過內部出版和全面修訂，至1988年出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1—8冊）已經包括歷史上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和邊疆地區的政權，而未建立過政權的民族，只能在地圖上用名稱顯示其所處大致方位或范圍。由于史料缺乏，有些甚至完全空白，而即使被列入的這些政權，其疆域“四至”往往也無法畫得精確詳細。

直到20世紀末，盡管中國已經不乏權威的民族學、人類學、民族史、歷史人文地理論著，這些論著中也涉及部分歷史民族地理的內容，但還沒有出版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歷史民族地理著作。

突破　歷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路徑

作為國內首部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的專著，該書的出版引起歷史地理學界及相關學術領域的廣泛關注。但該書在獲得一致好評的同時，也收到了一些中肯的批評和合理的建議。為此，安介生繼續潛心研究，積極加以彌補與完善。經過十余寒暑的努力工作，最終形成今天這部逾百萬字的新版《中國歷史民族地理》。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關鍵在于他最終找到了穿越險阻的途徑，使歷史民族地理研究最大的難題迎刃而解。

學界普遍認為，歷史民族地理研究相較于當代民族地理研究面臨三大主要難題：一是部族歸屬難定，二是遷徙過程不清，三是分布范圍不明。其中，第三項問題最為關鍵，若能解決分布范圍問題，其余兩項或可暫且擱置，或可留待今后。

首先，以往史料中出現過的部族名稱，往往難以對應今天的民族劃分標準。古代部族演變為現代民族的過程十分復雜，經歷多次分化與融合，若簡單套用今天的民族名稱，既缺乏準確性，也不夠科學。因此，在研究中宜直接采用史料中的部族原名，僅在有確鑿證據或充分把握時，才適當標注其可能的現代對應關系。

其次，歷史文獻中關于民族遷徙的記載雖然不少，但大多與王朝更迭、重大災害等政治社會變動相關聯。這種情況使得準確判斷遷徙規模、路線和分布狀況變得相當困難。不過，盡管遷徙過程本身很重要，但每次遷徙的最終結果都會體現在民族分布格局上。只要能夠確定某個部族在不同時期的分布范圍和具體地點，即使對其遷徙過程缺乏直接記載，也能結合當時的歷史地理環境和時代背景，做出合理推斷。

安介生認為，以地域為范圍來對各個民族進行歸類研究，是最為科學而合理的切入路徑。而歸類的依據，則是通過歷代疆域變遷與民族地區政區建置的梳理與分析，可以充分展現中國古代民族發展的空間維度。在尚未實現真正統一的邦國時代或分封制階段，一個農耕的或半農半牧的部族，當其人口和實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會建立一個“國”或被封為一個“國”。牧業部族如果在人數和活動范圍達到一定大的范圍，也會得到相鄰政權或部族的記載或記錄。

展望　學術體系的構建與未來

無論從構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學科體系出發，還是為了適應學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需求，中國歷史民族地理這一學科分支都不可或缺。1999年12月，教育部首批全國重點研究基地之一——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中心成立后，確定撰寫《中國歷史地理學》系統著作的目標，并成功申報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資助的重點項目。除安介生承擔的《歷史民族地理》外，還包括李孝聰的《歷史城市地理》、滿志敏的《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等。

經過數代學者的艱苦工作，中國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特別是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出版，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權威、全面的政區背景與依據。安介生充分借鑒前輩學者在歷史政區地理和文化地理領域的研究成果，系統梳理民族地區政區建置的特點及其演變過程，并結合相關戶籍人口統計資料，較為全面地呈現出各歷史時期中國境內民族的分布狀況。

該書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及其在歷史民族地理的開創性成就，已無需贅言。然而，“中國歷史民族地理研究”作為一項宏大而復雜的課題，仍需在完整性、系統性和理論完善性上持續探索。我相信安介生不會就此止步，也期待與他志同道合的學術同仁及其培養的青年學者們共同推進這一研究。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葛劍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