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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與《春秋》相互輝映,求索和回答那個對個人、對共同體都至關重要的問題:何為正當,何為正義?這就是《春秋》大義:我們拒絕成為一個弱肉強食、唯利是圖的自然社會,我們堅信,人與社會都有更高、更值得追求、值得拋頭顱灑熱血的根本價值晉武帝司馬炎問杜預:你這個人嘴不饒人啊,王濟愛馬,你說他有“馬癖”,和嶠貪財,你罵他有“錢癖”,請問卿有何癖?杜預答道:我有“左傳癖”。
有晉一代,政治昏暗,但杜預文治武功,卓然挺立。他久任度支,主理財政,后出鎮荊州,興水利、通漕運、恤民生,在滅吳戰爭中獨當一面,勢如破竹。公務之暇,手不釋卷,當時人稱“杜武庫”,說的不是他收藏多少武器,而是多才多能,無所不通。如此一個人,獨愛《左傳》,撰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在中國經學史上是繞不過去的高峰。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在周代,諸侯國各有編年紀事的官史,通常名為《春秋》。至今尚存的只有魯國《春秋》,記載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歷史,后來有史學家據此把前770年周朝東遷到前403年“三家分晉”定為春秋時期。孔子與《春秋》的關系,學術上頗有爭議,但《春秋》必是孔門的基本教材,很可能經過了孔子的刪削編訂,體現早期儒家的歷史觀和倫理觀,后來列入“五經”,又稱《春秋經》,成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經典。
《春秋》經文簡略,記述242年事,只有1.6萬余字,其實就是一份大事記,語焉不詳。戰國時期,諸家作傳,“傳”就是解釋、補充。現存的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公羊傳》《穀梁傳》主要是講解義理,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一直是口傳心授,到漢初才正式成書。而《左傳》戰國時已經成書,全書近20萬字,對《春秋》史實做了大規模的補充重述。漢人桓譚曾說,《左傳》與《春秋》,“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如果只有《春秋》,那就是云霧茫茫,幸而有了《左傳》,我們才真正看見了這段歷史。
《左傳》的作者左丘明,魯國人,除此之外,我們所知甚少。廣為人知的是司馬遷《報任安書》里的那句“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太史公一腔孤憤,縱筆奔騰,未必準確。現存的《國語》基本上是一部史料匯編,斷不是個人著作,而《左傳》,它的風格、氣象,一望可知是出于一人之手。這偉大的史家,原來竟是盲人,我們只有滿懷敬畏地遙望這神話般的奇跡,在這奇跡中,左丘明留下了我們文明早期血氣方剛的壯麗記憶。
春秋時代,所謂禮崩樂壞,孔子痛心疾首。但孔子出于春秋,這本身就雄辯地證明著這個時代的澎湃活力,華夏正當少年,無盡的原野在眼前展開。春秋之人如同巨人,他們大智大勇、大喜大悲,他們行動著、思考著、破壞著、創造著,他們精力極端旺盛,他們壯行于山川日月之間。
——這正是那個后來決定了人類文明格局和面貌的“軸心時代”。在歐亞大陸的東端,華夏大地上那時發生的一切,從根本上塑造了后來的我們。中華文明在春秋時代獲得了明確的自我意識,從老子到孔子,我們在漫長的文明發育中形成的認知和洞見,在此時結晶為系統的話語。何以中國,何以是中國人,在這個時代的答案,如同江河自高原而下,到春秋方向已決,奔騰不回。
《左傳》不僅是這個時代最詳實、最權威的史書,它也是這個時代的史詩。《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左傳》下啟《史記》。左丘明,這失明的人,他心中另開天目,宏闊的空間里、深遠的時間中,大規模人類活動的來龍去脈,人面對橫亙于心的禮和義的艱難選擇,人的經驗和情感之生動豐富,人的有限和為躍出這有限而付的心力和勇氣,這一切左丘明歷歷在目。司馬遷跌宕多情,而左丘明有一種天地默然的廣大和宏偉。他是偉大的敘事者,他把零散、雜亂的人事提煉為強勁的故事。在史學的和文學的意義上,他都是我們民族最先“講故事的人”,在他的故事中,熔鑄著對人、對我們賴以生存的共同體、對天地之道的理解。由此,一部《左傳》,不僅保存著春秋時代的歷史記憶,更為這個文明、這個民族留下了政治的、軍事的、人倫的等一系列行為和思想的基礎范型、基礎詞匯。《春秋》是“經”,所謂“經”是織布時的縱線,是恒常不移的基準,而《左傳》如同緯線,經緯交織,成就了我們民族在精神上恒久長新的畫卷。
據《三國志》裴松之注,“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可見關公也有“左傳癖”。《左傳》自西漢末年立為官學,到東漢末期已經深入人心。從關羽到杜預,三國魏晉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對《左傳》的執著愛好,固然是因為《左傳》對政治、軍事活動的深描極具行動和實踐品格,可為借鑒,更重要的是,《左傳》與《春秋》相互輝映,在每一個具體情境中求索和回答那個對個人、對共同體都至關重要的問題:何為正當,何為正義?這就是《春秋》大義:我們拒絕成為一個弱肉強食、唯利是圖的自然社會,我們堅信,人與社會都有更高、更值得追求、值得拋頭顱灑熱血的根本價值。為此,一代一代中國人艱難求索和奔赴。關羽夜讀《春秋》,這在后來成為中國民間持久流傳的形象,就是因為,這個人和這部書,共同生成了我們的根本信念:《春秋》有大義、人間有大義,一個人,心中必要有大義。
古代中國,有文廟,有武廟,杜預是明代之前入文廟也入武廟的唯一之人。順便說一句,杜預的后代在唐朝出了兩位詩人,一位名叫杜甫,另一位名叫杜牧。
(原載《人民日報》,作者為李敬澤)
編輯:但堂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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